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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新中国的经济周期看“新常态”

发布时间:2019-04-09 09:43 作者:hg0088 点击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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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舆论在关注2014年GDP总量的同时,另一个关注点则是7.4%的GDP增速成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。媒体尤其是外媒纷纷解读称,中国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,甚至称印度的发展势头将超过中国。
  不过,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表述是,经济新常态可用两个“中高”概括: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,发展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。李克强还特别指出,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,基数增大,即使每年7%的增长,也比五年前增长10%的数量还要大。
  如果纯以统计数据来看,我们不妨将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分成五个档位:第一是增长率为负,GDP绝对数字减少;第二是增长率为正,但增长数量逐渐下降;第三是增量保持稳定,这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;第四是增量增加但增速保持稳定;第五是增量增加且增速也在增加,如图5所示。
  如果我们以新中国从1952年开始官方的经济数据来做较长时段的分析,那么我们会看到,这五种经济增长的状态中国都经历过。图6红线显示新中国历年的实际增速。我们清楚的看到,经济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,周期也逐渐拉长。如果以温铁军总结的八次危机理论看,新中国至今已经经历了四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引发的八次危机。其实即使不通过理论总结,但从图6中我们也能清楚看到中国哪些时期经历了经济危机,并联系其时代背景。
 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速可谓大起大落,并在1960年代初、文化大革命开始和结束三个时期经历了负增长,但幅度渐小。改革开放后中国告别了负增长,经济档位在2-5级间不断换挡。1980年代初、1980年代末90年代初、1998年左右、2009年左右,中国同样经历了四次经济降速,但这四次都不再是经济的绝对倒退,而是在二、三级档位间。
  1990年中国GDP实际增速仅为3.8%,是改革开放后最低值,增量甚至也低于1980年代许多年份。次年即1991年,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两万亿人民币。也正是从那年开始,中国开始开放股票市场、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三大资本市场,人民币开始真正货币化,农民工加速流向沿海巩固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。于是,投资、消费、出口这耳熟能详的“三驾马车”,开始带领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处于第五级档位。这一轮超高速增长持续到1997年结束。期间,中国GDP翻了近两番,如果以名义增长算,这几年间的增长速度达到惊人的23%。
  1998-2003年朱镕基主持经济工作时期,中国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,并进行了大范围的行政和经济体制改革,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回到三、四级档位。2003年之后,伴随各领域市场化、产业化加速,中国加入世贸组织,以及中央领导班子平稳换届等因素叠加,中国经济增长再次挂上第五级档位,这一轮增长持续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结束。2008年底到2010年底,中国推出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,通称“四万亿计划”。这轮投资又带动了2010、2011年两年GDP的激增。但因为这轮投资较为集中,中央政府被动应付痕迹强,且四分之一用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,因此到2012年这轮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基本耗散完。
  2012年中国GDP增速再次回落到8%以内。到去年为止,中国经济增长已连续三年维持在百分之七点几。单从这点看,中国经济确实在进入新常态。因为庞大的经济基数,中国想要再维持之前两轮第五级的档位,肯定不现实,但中国要出现经济崩溃也不太可能。因此,在可预见的未来,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第二到四级档位间。
 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轨迹究竟如何,取决于中国经济结构怎么调,转型怎么转。经济学家陈平分析称,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方向有三条,第一是让市场主导三大产业结构,走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本土“去工业化”道路,市场自由化,大力发展服务业,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,陈平认为这会使得中国经济增速十年内迅速降到5%,换挡到第二级,走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过早“去工业化”的老路,陷入“依赖经济困境”。
  第二是以“一带一路”等对外经济外交战略为依托,利用巨量外汇储备,输出过剩产能,调整经济结构,如果能保证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不被国际局势突变打断,中国将继续保持二十年制造业繁荣,增长率可维持在5-7%,即在二到三级档位间。
  第三是以中国国内为基础,将政府长远战略规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,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,结合国内国土改造,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,创造新一轮的增长空间,平衡国内投资与对外资本输出。在进一步夯实国内基础,完善资本空间布局的同时,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输出,就稳居世界制高点。这样中国至少还能维持三十年高速增长,速度在8%左右,即在三到四级档位间。这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较为理想的状态。
  在评价中国的产业结构时,经常会落入一个误区,即中国第三产业与消费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太低,第二产业与投资还是过高。这种看法描述了事实,但首先中国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也是事实;其次,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发达国家与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,过早去工业化与注重高端第三产业无法夯实实体经济基础、稳定就业,使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;第三,生产创造需求,投资创造消费,当然现在更多是市场需求与消费意愿引导生产与投资,但这个先后关系仍未根本改变。
  现阶段,中国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未完成甚至是工业化初期阶段,用好财政存量、创新融资渠道,以政府加市场双调节的方式优化投资布局、工业产业集群化、缩小地域与城乡的差距(即所谓“内需拉动”)是当下要务。在这个基础上,顺着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扩大海外资本输出,这样就能稳定国内国际两个大局,保持经济“新常态”下的内外稳定。此外,在“第四次工业革命”的概念热炒的当下,中国能否在新能源和资源再利用领域实现创新突破,也极大关乎未来的经济增长空间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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